美国的《财富》杂志在每年的7月初公布“世界500强”，这成为全球企业界的一个惯例性事件。7月9日，《财富》按例发布了今年的排行榜。这次，中国大陆有35家企业入榜，其中，中国石化以2078.14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名第九，首次闯入前十强。
中国内地企业第一次被计算入世界500强，是在1989年，入选的是中国银行。到2008年，在这个榜单中的中国企业达到25家，其中，中石化以16名的座次排名最高。
每每在这样的时刻，一个话题就会在媒体上被讨论一次：为什么上榜的多是国有企业，解决了中国80％就业的民营企业何时可以进榜？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几乎清一色是中字头的垄断型国有企业，这一次也不例外。在2008年的入榜企业中，第一次出现了来自非垄断行业的中国企业――联想集团，它以167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在499位。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联想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中国科学院仍是大股东，用董事长柳传志的话说，“联想是国有股份制企业”。去年以来，联想国际报亏，在今年的榜单上不出意外地滑落。替代联想成为新的入榜民企是江苏沙钢，这是一家非常神秘的钢铁企业。
民营企业之所以难进500强――或者说难以长大，是一个制度性的难题。在全世界所有施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中，中国是少有的以所有制性质来分配公共资源和政策资源的国家之一，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了不同的政策待遇。以汽车业为例，中国在1978年就允许德国大众在上海设立工厂，而民营企业拿到第一张汽车生产牌照则是在2000年。一直到今天，在金融业、重化工业、航空业、传媒业等众多领域，民营资本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如此描述说：市场准入限制多，政策不平等。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从企业史的角度看，中国的企业变革出现过戏剧性的反复。早在1996年，国家经贸委曾经出台过一个文件，宣布将支持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厂、北大方正、长虹和华北制药厂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之所以选择这六家企业，是因为它们具备了与国际性同行竞争的市场能力，并且有优秀的管理团队。以今视之，这个文件后来是被放弃了的，2010年将近，上述6家企业只有宝钢进入了500强。究其原因是，在1998年之后。国家的企业改革政策出现了大转变，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中坚决撤出，大量聚集到上游的能源和资源型领域中，海尔、长虹和北大方正等企业自然不再是重点扶持的对象。几乎也就从这时开始，中国改变房地产政策，地产崛起，与之相关的钢铁、煤炭、水泥等上游产业复苏，中国的产业经济由轻型化向重型化转移，而这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形成了配套性效应。
在经济重型化的转移过程中，民营企业显然成了被日渐边缘化的一个利益集团。国有资本在经济成长中的权重和获益率越来越高。一些冒险进入到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则受到了政策的歧视和惩罚。2006年，民营企业的“思想家”冯仑撰文认为，“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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