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苏萌芽”正在发芽，或者说，有人告诉我们“复苏萌芽”正在发芽。但在得出经济衰退就要结束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问一下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历史是我们解读当前困境的指南之一。幸运的是，我们确实拥有相关数据，不幸的是，它们叙述的故事并不令人愉快。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凯文•欧罗克(Kevin O'Rourke)两位经济历史学家提供的图表胜过雄辩*。在他们的文章中，埃森格林和欧罗克认为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开始于2008年4月，“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开始于1929年6月。那么在我们陷入衰退一年多后，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坏消息是此次衰退完全符合大萧条初期阶段的特征。好消息是仍有可能避免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首先，全球工业产值下降的轨迹与大萧条期间惊人地接近。在欧洲，法国和意大利工业产值下降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相应阶段更为严重，而英国和德国则与大萧条期间基本相同。美国和加拿大产出下降也接近上世纪30年代。但日本的产出下降比上世纪30年代严重得多，尽管最近出现了复苏。
其次，全球贸易萎缩的幅度也较大萧条的第一年严重得多。实际上，在当前衰退的第一年，全球贸易下滑的幅度就相当于大萧条的头两年。这并非因为保护主义，而是由于制造业需求崩溃。
第三，尽管最近出现反弹，但全球股市的跌幅仍远远高于大萧条相应阶段的跌幅。
两位作者尖锐地总结道：“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正沿着大萧条的轨道发展，甚至更为严重……这是一次萧条级的事件。”
不过，“大萧条”的得名，源自全球经济连续三年无情下滑。这一次，世界正运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两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那次事件得出的教训予以应对。政策回应似乎表明，灾难将不会再次发生。
埃森格林和欧罗克教授描述了两者的差别。在大萧条期间，7个主要经济体的加权平均贴现率从未跌至3%以下。当今，利率接近于零。即使是大型中央银行中最为强硬的欧洲央行(ECB)，也已将利率降至1%。同样，货币供应在大萧条期间崩溃。但这次货币供应在继续增长。的确，货币供应强劲增长与深度衰退的组合，令人怀疑货币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最后，这次的财政政策要激进的多。上世纪30年代初期，24个主要国家的加权平均赤字不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而当今的这一比例要高得多。在美国，政府的总预算赤字预期将逼近GDP的14%。
所有这些都与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Harvard)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已成为经典的论文吻合**。金融危机引发了深度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应该尤其严重。此外，“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倾向于出现爆炸式增长，在二战后的重大事件期间平均增长86%”。主要原因不是对银行进行“纾困”，而是经济衰退。衰退到来后，失控的私营部门放贷变成了公共支出和债务大山。实力雄厚的政府不会接受大幅衰退这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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