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骆玉明
“器量”及其美化的说法“雅量”，作为评价人物的词语，是从魏晋之际开始流行的。
怎么才算有雅量呢?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是心胸宽广、豁达大度、从容不迫。但在魏晋时代，雅量又是和士族的高贵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它追求生命内涵的广度和人格的稳定性，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为外力(无论成与败、荣与辱)所动摇。所以它在人们生活中标示着格外重要的价值，成为士族最为崇尚的品格。说起某个人，有才也罢，有德也罢，若是无量，便不足取了。
东晋名相谢安以器量著称，《世说新语》记载的两个故事，一安一危，可略见其风格。
一是简文帝病危时，兵权在握的桓温欲谋帝位，乃设“鸿门宴”，广延朝士，想威逼众人顺从，并趁机除灭作为反对派中坚的谢安、王坦之二人。原本意气慷慨的王坦之身履险境，尽露惊恐之色，谢安却愈发神态悠然，在席上用他鼻音很重的腔调吟咏起嵇康的诗来。桓温见他如此闲定，反而不敢贸然下手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谢安主政的年代。当时前秦苻坚率数十万大军南征，谢安命谢玄在淝水一线抵御，东晋存亡，在此一举。而战况最为紧张时，谢安却在府中与客人下着围棋。前线捷报传来，谢安“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竟然像是心中丝毫未起波澜。
要说他真的无虑生死，甚至视国家安危如儿戏，当然错了，这两件事他其实都是以全力应对的。只不过以超脱的精神、宽豁的胸怀与镇定的态度对待一切，是谢安长久以来有意培育的人格修养。又正因如此，他才能更为从容地处理重大事务。此所谓“举重若轻”。
“雅量”的又一种重要表现，是遭遇他人轻辱时淡然处之，不兴计较。这好像有损于自身的尊严，其实不然。轻辱常常来自浅薄之徒，欲兴计较，便是自居于与之对等的一方;轻辱又常常起于琐碎的原因或无意的误会，欲兴计较，便是使自己陷于琐碎，显出浮躁，这都会导致自我贬损。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对轻辱的漠然就是最好的回应。心胸宽广、人格稳定之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定不赖于他人的看法，因而能够站在轻辱所不能触及的位置上。
《世说新语》载名士褚裒某日送客，投宿于钱唐驿亭，却因为吴兴县令沈某的到来，被不知其身份的亭吏从驿舍赶到了牛棚里，他就在牛棚安然住下了;一会儿沈县令问明真相，很惭愧地设宴赔礼，褚裒也就随意地陪他喝了一通酒，谈笑风生，并不觉得发生过什么事。他原本也可以亮出自己的身份，愤然发作，令亭吏惊恐，县令尴尬。但作为一个自视甚高之人，既然在前没有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时再提出来就有点滑稽;而在亭吏面前摆谱，实在也不能衬托自己的高贵。以豁达的态度来看，偶然一夜宿于牛棚，不胜于说许多无聊的废话吗?
魏晋时人又常把一个人的“志”与“量”作对比，从两者是否相称，来评估其政治生涯的最终成败。《三国志•傅嘏传》载，钟会曾经受到司马昭的亲?和重用，他对此甚感得意，傅嘏警告他：“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世说新语》又载王澄对他的侄儿王玄的评价，曰：“志大其量，终当死坞壁间。”钟会最后在受命平定蜀地后谋图自立政权，因无力控制局势，死于乱军中;王玄则是在任陈留太守时，因“大行威罚，为坞人所害”(《晋诸公赞》)。其实这二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太尉庾亮曾称赞王玄：“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可见他尽管喜欢弄权逞威，却也能够尽力庇护一些人;至于钟会，更是自幼才华出众，为人机敏，受到许多大人物的器重。然而，志向远大而器量狭小的人总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前者促使人采取积极的行动，而后者却不能够提供行动所需要的周旋空间与意志的支撑，就像嗜酒而无量的人，比谁都倒得快。这些道理，以古观今，也是相通的吧。
著有《简明中国文学史》、《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纵放悲歌??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世说新语精读》、《诗里特别有禅》等;与章培恒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三卷本)，合著《徐文长评传》、《南北朝文学》等。其中《简明中国文学史》被译为英文，在欧洲最著名的学术出版机构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史新著》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关西大学出版社出版;《诗里特别有禅》被译为韩文，在韩国星辰出版社出版。另有合作翻译日本学术著作数种，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学术随谈等各种文章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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