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以SDR为基础建立新的货币体系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来源：新浪财经 陈鑫 摄）

　　 2011年9月13日，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美中经济合作30人论坛主办的“第三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对话会的主题是“中美经济战略合作与全球再平衡”。图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

　　樊纲：谢谢，谢谢主席。我们这是第三次的颐和园中美经济学家对话，我们之所以起颐和园的名字是因为第一次在颐和园的船上进行的对话，连续三次，有很多人都是连续三次都参加的，这几年世界正在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每次经过一天的闭门的研讨，大家互相提问题，大家互相挑战对方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很深入的交流。刚才劳拉?泰森和斯彭斯已经把前面很多问题进行了一些总结，我就把其他一些还没总结到的，对中国的政策研讨特别重要的一些内容我再进行一些概括。

　　第一，关于美欧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给我们的教训和目前美欧经济形势对我们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有好几位都谈到这次美欧危机给中国的重要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这次公共债务的危机不是短期的什么财政刺激政策所决定产生的，它是多年来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是长期不计收支平衡，盲目扩大社会支出，盲目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或者是在不同的政党之间竞相不计成本，不计收支平衡，扩大支出，取悦选民的一种结果。我们概括的说叫做民粹主义，它不是短期说来危机了，搞点财政赤字刺激一下，不是这个结果。它对现在的危机当然也做出了贡献，但是短期的所谓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求在危机的时候，用赤字的办法来拖住经济，在繁荣的时候，在经济增长的时候有财政盈余。美国来讲，克林顿时期，也实现过财政盈余，在动态中还是平衡的。这次问题是什么呢？是由于金融市场的一个多年的泡沫破裂，这些公共支出支大于收的状态水落石出，暴露出来，再加上短期内要刺激财政政策，又增加了政府的赤字。所以，导致了有些国家的赤字迅速增长，根本问题还是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这个对中国有重要意义。中国刚刚开始建立社保体系，刚刚开始由公共财政和一些社会机制来承担一些社会分配的职能，包括医疗，包括社保，包括就业等等。在这个阶段上要特别重视吸取世界各国，以前我们光知道发展中国家会闹这种债务危机，现在发达国家也闹了债务危机，也是这种公共性的债务危机，应该说对我们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我们认真吸取，避免再走弯路。

　　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说中国很幸运，在起步阶段这些问题都暴露出来，作为后来者，我们有了这种教训对今后能够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平衡确实是有好处的。美欧的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持续的影响会是什么？当然美欧经济长期低迷对中国的出口等等可能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利率渠道，通过资本的流动产生的影响。美国的利率现在是零，欧洲的利率提高了一次，1.5左右，日本的利率长期为零。中国的利率已经是三点几，这样一个利差本身导致资本流动，又会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这样的预期，因此，资本流入将是一个重要的压力，资本流入导致外汇储备的增长，导致了货币的发行加快，导致货币的增长，流动性的增长等等。这个对中国可能产生持续的压力，另外还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其他方面的压力。

　　在这儿我们特别讨论了现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来自经常项目的顺差，更多的是来自资本项目的顺差，来自外资的流入，这种不平衡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包括货币政策、汇率等等，我们怎么在这样的压力影响下取得经济的稳定增长，在通货膨胀和增长之间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采取正确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我想讲的问题是我们会议上讨论了进一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一些学者指出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公共财政危机、国际资本的流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长，一系列问题都跟现在现存的货币体系有关。这次有的学者特别指出了在这样的货币体系下，美国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在这样的体系下如果美国没有了政府赤字，它就不用发国债了，我们要有外汇储备都没的可买，如果美国没有经常项目赤字，国际上就没法有外汇储备。这样一种体系就特别影响到一些有货币发行权的国家，本身它的债务就要求比其他国家更大一点，而且这个基础上更容易产生金融的泡沫，容易产生经济的泡沫。而这样就造成世界经济体系的不稳定，这个泡沫后面还会造成各种公共债务的危机等等，这对全球经济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尽管大家已经指出我们选择一个货币作为国际货币，也是从世界上各种货币比较的结果，美国正是因为它二战之后的强大，它所拥有的黄金(1671.40,76.60,4.80%)储备量的巨大等等，使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但是现在的问题暴露出这种体制本身它存在着问题。因此，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取决于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决于我们能不能逐步走向一个新的货币体制。具体建议就是，能不能用现在的特别提款权作为一个基础，进一步向前发展，逐步走向一个比较统一的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必须从现在开始更多的思考。

　　第三个大的方面，刚才前面两位已经提到了，这里我再提一提，就是中美两国如何进一步合作，如何进一步地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和其他一些国际合作。

　　贸易问题前面已经讲了，从中方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很多人提到现在中国需要加强进口，但是进口现在确实遇到了瓶颈，中国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自己生产，而中国不能生产的主要是高科技的一些东西，不说军火，不说军事用品，一些高科技的电子计算机等等，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的范围。这个如何解决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中国可能会逐步逐步的平衡贸易顺差，但是中国进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集中在资源、能源这些产品上，它可能跟其他国家的贸易更加平衡了，但是跟美国的贸易仍然不平衡。如何解决这种双边的问题是摆在中美两国和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我们对于各种政策施加影响。

　　同时，在贸易方面有的经济学家也提出，我们应该在国际上进一步合作，推进国际贸易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改善，特别是有关多哈回合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多哈回合还是重要的，尽管现在已经有人说多哈回合已经死掉了，但是多哈回合对于保护世界贸易体系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还是重要的，特别是多哈回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最落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的问题，以及取消贸易保护的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美作为两个贸易大国，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合作，推动多哈回合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投资，这次双方都指出了对方投资体系、投资体制以及对其他国家投资设置的一些障碍。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投资者抱怨美国对中国设置了一些障碍，但是也有的学者指出有些障碍实际上是对美国制度还不了解，美国的投资制度很复杂，原来那些制度都在，我们要去投资就要对这些制度进行很好的了解，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政治上，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对中国投资的一些限制。如何进行改进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美方学者也指出中国最近几年投资环境的问题。对于外国企业来讲，至少给外国企业一个印象，我们的体系一方面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在一些问题上也更多的侧重保护中国的投资者，而且对于外国投资者有一定的歧视。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澄清，实际上像自主创新等等问题有关部门也进行了一定的澄清，我们实际上对于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都是视为自主创新的，但是如何对所有的外国投资者在市场开放、投资贸易问题上都能够一视同仁，进一步的开放，这应该说是摆在双方之间的共同问题。

　　还有的学者指出中美双方要合作的话是不是可以利用现在的财力。中国有一定的资金，一定的外汇储备，一些外币的资金，美国有投资的技术、投资的人才，我们也有一些资金，私人部门也好，公募部门也好，我们搞一些基金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和发展，比如说一些非洲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有资源，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发，我们共同开发。中方的学者作为一种设想给大家提出来，这些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些合作的领域。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应该如何更好的融入世界，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世界各种制度的改善，世界贸易、投资、金融货币体系的改革，我们有些学者也进行了讨论，特别是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问题，比如说亚太区域问题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讲，最重要的还是国际的、全球的，多边的这些问题，因为中国的舞台，中国要想发展，一定是在全球的范围内发展。因此，像中美、中欧、中日这样的经济关系对于中国来讲，仍然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世界性的大问题。当然，中国需要重视区域间的合作，地区间的合作，但是中国同样要特别重视全球问题，要努力成为一个全球事务的积极的参与者，全球制度改革的政策的参与者和制定者，这样才能为中国赢得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就讲这些。谢谢。

（网络编辑  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