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璞
实习记者 朱阳
“处罚过轻，造成了很多人愿意用这部分代价去盗版，处心积虑地挤占别人的利润空间。我们现在就只能不断地往前跑，不断地开发出新的东西保持领先。”
金融危机的到来虽然让我国企业特别是众多的中小企业遭受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在严峻的形势下，也让很多企业得到警醒，看到了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在抗击风险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
然而，对许多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而言，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因为毕竟创新难，如何切实地保护自己创新的成果则似乎更难。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数字政通”），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子政务和GIS应用平台开发和推广工作，为政府部门提供GIS、MIS、OA一体化电子政务解决方案，并提供政府各个部门间基于数据共享协同工作平台的公司，也是北京市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和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企业。
数字政通总经理吴强华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该公司所做的基于地图的电子监控系统，比较成熟的行业有三个：城管、国土和规划。目前数字城管业务在该公司所有的业务中占80%。
据介绍，数字城管是一个新的软件，是面向大城管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应用系统。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率先和数字政通合作并且使用了这一网格化城市信息管理系统。吴强华说，这个系统把整个东城区分成了1500多个网格，18到20个网格就有一个监督员来巡查和城市管理相关的东西，如下水道井盖有无丢失，有无建筑垃圾，占道经营等。这使得城市管理变成了一种主动管理，改变了之前依靠市民举报或媒体曝光才能获得解决的旧模式。此外，该系统还进行了体制创新，成立了专门的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监督中心负责发现问题并且提交给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则负责在接到问题后分发给相应的部门。“监管分离避免了自己发现自己解决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只负责发现而不负责处理就能保证每个问题都能充分暴露出来。体制创新是数字城管一个很重要的亮点。”不仅如此，该系统在多个方面也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2004年做完这些数字管理系统之后，我们和建设部一起推广了这些模式。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共发展了51个试点城市，反响都很好。其实现在信息化推广挺不容易的，建设部不是一个直管部门，只能够通过指导性的行为来推广。就是因为数字城管真正有实际效果，所以除了这51个试点城市外还有好多非试点城市来找我们合作。”吴强华告诉记者。
“目前深创投等投资公司给我们投了3000多万元，另外现在公司每年在纯软件方面的利润大概是在3000万元。”然而尽管如此，已经准备在创业板上市融资的数字政通也有自己在发展上的阻碍。“我们是技术性的公司，我本身也是做技术出身的，我们更多的是用技术能力来打动客户，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技术的积累。”作为一家在行业内占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并且技术领先的软件企业，“盯着我们公司的人挺多的。经常能在市面上发现别人做的产品和我们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高仿。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让别人给抄过去，这让我们感觉应用软件行业的创新挺不容易的。”吴强华感叹说。
“每个具体的做法，包括具体的界面设计我们都得花很多功夫，而这些东西别人学得也很快。尽管核心的东西可能模仿得没有那么快，但毕竟对我们而言会产生非常大的压力。”吴强华说，当开发出来的产品运行得比较理想时，就会被别人模仿。
“我现在还感觉不到我们国家有哪条政策能在应用软件保护方面为我们提供保护和帮助。”当记者提到是否应在知识产权上对自己的权益进行保护时，吴强华语带无奈，“我们工程一做完就想申请专利，但是没法申请。专利必须具有独占性等一系列要素。我们想把界面表达方式申请成为专利，可是相关部门说不行。”
“我现在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如果没有这些高仿产品的话我们的产品肯定能占到70%~80%的市场份额，现在这是一个最大的无奈。专利现在保护的核心还不够明确，软件协会也不会去查别人跟你有多大的相似性。我觉得这是普遍现象，软件行业现在国内之所以做不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处罚过轻，造成了很多人愿意用这部分代价去盗版，处心积虑地挤占别人的利润空间。我们现在就只能不断地往前跑，不断地开发出新的东西保持领先。”吴强华说。
对于吴强华的遭遇，曾经历过知识产权诉讼的某企业总经理建议，企业应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多角度和多层次的保护。产品研发过程中，对单个产品可以多个专利进行多角度的保护；而一旦发现侵权行为，则应注意搜集构成侵权的事实；此外，在申请专利权的过程中还应注意权利要求书中要求保护的内容和技术路线要明确透彻，这样才能真正起到保护作用。该人士还指出，企业应把加强品牌意识与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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