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由中国银行业协会、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中宇慧通集团共同主办的2014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本届论坛上，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发表致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国力、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夏斌等人就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新时期中国的改革以及宏观经济视角下的2014分别阐述了各自精彩见解。
要针对不同内行，不同发展阶段，提出特殊的解决方案，然后积累形成金融产品，进而形成不同的商业模式。
发挥金融智慧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在致辞中指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更多的金融智慧”。尽管小微企业创造了80%的就业岗位，60%的GDP，50%的税收，却只得到20%的银行信贷。小微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在全球普遍偏低。世界银行2008年通过对全球45个国家的调查发现，不良贷款率在大型企业为3.9%，中型企业为5.7%，小型企业为7.6%。由此导致大中小型企业的融资率为3:1.2:1。但是，杨再平以中国银行业协会每年一次的小额信贷评比为例，阐述了发挥金融智慧的意义。其中有两个案例令他印象深刻。
2013年，一位身有残疾的妇女，先后向银行借贷了3万元贷款从事生猪养殖业。第一笔贷款仅为2000元，此后依次追加，最终她的养殖规模达到了500头。彻底改善了她的生活。还有一位生活在内蒙古的牧民，他借贷了十几万元从事蒙古包旅游，收益非常好。“因此，金融智慧不只是一个资金的问题，更多的是智慧，有时候找对人，很少的钱也能够产生大效益。”
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杨再平还介绍了浙江地方银行的创新做法。针对小微企业无报表的现实，泰州银行创新性的推出根据水表、电表、税表的“三表”为授信依据，解决消费企业的资金紧缺问题。此外，还有以“信誉积分”“联保制”“定单质押”等灵活做法帮助小微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归根到底，要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杨再平表示，“要针对不同内行，不同发展阶段，提出特殊的解决方案，然后积累形成金融产品，进而形成不同的商业模式。”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迸发，是与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相呼应，是对中国金融压抑的反弹。
中国互联网金融仍会经历若干阵痛
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中国互联网金融风起云涌，典型事件有“三马卖保险”，“阿里小贷”，“支付宝一跃成为中国基金业的第一”。于是，人们惊呼“2013年是中国互联网的元年”，“互联网金融将颠覆传统金融”。
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分析道，除了互联网金融的技术基础(即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手机的普及三个因素)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外，“在制度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或者迸发，与中国长期的金融压抑有关。”熊焰分析道：“中国过去30年，金融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但是金融业到目前为止，还应该描述为是以计划为主的。金融作为要素供给部门，实际上仍谈不上产品创新。中国金融业，本质上还有非常强的计划色彩，或者说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后的堡垒。他认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迸发，与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相呼应，是对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金融压抑，金融管制的反弹。
在面对“互联网金融真的能够替代颠覆传统金融?”的命题时，熊焰从金融本质入手，指出：金融本质就是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价值交换。这个本质没有变。“互联网金融在今天仍然可以理解为技术层面的变革。”他同时认为，正是由于互联网的草根性、透明性、开放性、平等性，对传统金融构成重大冲击。他说：“如果说颠覆，莫不如说是深刻的改造。今后不应用互联网金融的企业必将出局。”
就中国互联网金融未来走势，熊焰的判断是，还应该经历过若干次镇痛。“我们应该采取比较冷静的、客观的、宽容的、善意的态度去支持新型互联网金融的出现。”
欧美城镇化决不可与中国城镇化相提并论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6个协调
美国经济学家指出，21世纪改变全世界格局的两个变化，一是美国高科技发展，另外一个是中国城镇化。围绕中国城镇化问题，引发了各方关注，甚至新一届政府还就新型城镇化问题专门召开中央城镇化会议。
在2014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高峰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国力从新型城镇化的动向和走势上，指出中国中小企业的投资方向。
数据表明，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2.6%，但是真正城镇户籍统计只有35%，中间出现的15%的差距，就是多达2.6亿流动人口。高国力指出，2.6亿人口，获得了城镇人口的名义，但是没有真正获得城镇人口的福利和公共服务。中国城镇化目前处于快速推进阶段，今后一段时间，每年要有1300万人口从农村进城，这一态势形成现阶段的刚性需求。但同时，高国力认为，应该更多的关注15%的常住人口，他说：“这也将是下一步引导性政策，倾斜性政策密集出台的领域。”
在快速推进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也应关注城镇化率的天花板在哪里?高国力指出，“我们不可能像美国，更不可能像日本一样，50%以上都是城镇人口，这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必须还留有相当高比重的农业人口，来确保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高国力认为，85%将成为中国城镇化率的天花板。从目前的52.6%到85%，意味着在2020，甚至2030年之前，将会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同时蕴含着大量出口的需求。
针对中国新型城镇化，高国力提出6个协调：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保障城镇化的质量、效益和福利，实现城镇化可持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改变长期以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保证地均人口数量达到合理的集约化规模，控制新城新区建设规模和速度;就地城镇化和异地城镇化的协调，减小大规模，长距离农民工进城产生的多方面压力，鼓励支持农民就近就地进城成为市民;流出地和流入地公共服务体系的协调，加大农民集中流入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管理，探索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本分摊机制。
就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高国力认为，未来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城镇化依靠城市模式，打造一些都市圈或者都市区。投资机会更多是体现在城市群之间。而中西部可依托一批中心城市，发展重点城镇和特色城镇，产生规模效应。“未来投资机会在中小城市。”高国力说。
如何理解要发挥市场配制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如何看待经济下行、产能过剩、、地方债务问题?如何面对农业连续10年丰产?
从中央4次会议 解读中国未来经济
“把握2014乃至中长期的中国经济要从4次会议入手。”这是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在2014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高峰论坛上分享给与会者的一个重要观点。
自2013年11月到2013年年底，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中央连续召开了4次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在主旨演讲中，姚景源深入浅出地解读了4次会议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解读中，他提出“中等收入陷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他指出，中等收入陷阱表现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上。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真正越过中等收入陷井就十几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找到的途径是全面深化改革。在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当中，重点是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中的要点就是，要发挥市场配制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说，今后凡是有利于市场发挥配制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就发展它，完善它，凡是不利于市场发展配置资源就改革。这就是改革的彼岸、改革目标、改革的路线图。”
“我们要发挥市场配制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是生产者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主选择，自主消费。让一切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的活力都能充分的迸发，让所有创造财富的源泉都能充分的涌流，”当国务院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流畅地复述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他向参与2014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高峰论坛的与会者做了精辟地分析。
“这段文字讲的就是市场的力量，”他说：进一步剖析，就是应当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在要素市场上，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源和能源市场，价格基本上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显然不能正确反映一种要素稀缺状况，反映出要素的价值，所以就会出现资源错配。”
他以银行利率为例。由于受政府控制，银行业盈利的80%是靠利差。政府把贷款利率下限管住，再把存款利率上限管住，一下子就有了3个点以上的利差。而中小企业拿到的贷款利率大概在20%左右，甚至高于20%。这种状况下，难有创新。所以需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来决定价格。第二，要发挥市场配制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说政府一定要认识到，市场经济当中，配制资源的是市场，不是政府。通俗地讲，市场是一把手，政府不是一把手。所以政府一定要把那些管不好，管不了，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当然，交给市场并不意味着政府压力就减轻了。政府要担当起制订法律，制订规则的角色。
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姚景源梳理了当前面临的三大困难：第一，经济下行;第二，产能过剩;第三，地方债务风险。演讲中，他着重指出，不必担忧经济增长过热，而是应警惕经济下行。他认为经济下行到7%以下，将直接威胁到就业。“增长速度降到5或6，就业会出现问题，显然社会会不稳定。当前，中国的新增就业，70%是在中小企业，所以应该说中小企业企业为中国就业做了重大贡献。因此，把增速稳定在7.5%左右，会使我们整个经济运行各方面的弦绷得不紧，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空间和环境。”
就农村工作会议，姚景源提醒说，由于我国粮食连续10年丰收， 对农业问题有一种盲目乐观，这是个大问题。连续丰收的原因主要是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但同时，靠政策补贴的方式，来推进农业生产，导致了农产品价格太高玉米、大米、生猪、牛奶的价格都远高于国际市场。而农业科技化、现代化还是远远薄弱。未来家庭农场将成为主推方向。未来中国农业也是我们投资的最重要空间。
中国不可能再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改革创新、化解风险两手都要抓。
剖析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
“不能简单的用CPI，GDP视角看待2014年的经济走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夏斌在2014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高峰论坛上，从宏观经济角度对2014年作出基本判断，同时向与会者提供了看待2014年中国经济的视角。
他认为，不能简单地以5年或者10年的增长数据、增长思路，来推论、分析2014年的中国经济。同样也不要简单的用过去5年，甚至于过去10年迅猛发展下的数据，来研究、推论今年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决定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夏斌分析说，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三大需求：一是，GDP的增长;二是，出口投资;三是，消费。“过去10年的繁荣，更多的是受益于美国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错误政策带动了全球繁荣，而不仅仅是中国的繁荣。然而，美国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可能再像前10年产生大量进口了，特别是奥巴马采取了重整制造业、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后，像中国这样的对美第一大出口国，出口势必会受到影响。结论是，中国的出口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对GDP作出贡献了。
投资方面。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均不乐观。制造业投资面临全面产能过剩。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客观存在。“我只是想说告诉投资者，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房地产市场不可能不调控，调控是方向，因此在这个背景之下，房地产投资不可能恢复到2009年20%、30%增长了。而在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尽管潜力很大。由于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因此基础设施投资也不可能出现前几年的高投资，增长速度也不同于以往。
居民消费率下降。“中国政府近10年在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方面，确确实实花了不少脑筋。但不管怎样，严肃的数据表明我们的工作做的还很差。具体而言，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例，2000年达到46.4%，2010年达到33.8%，2012年达到34%，12个百分点的下降表明，中国经济在不断增大，老百姓的消费占GDP的统计局数据却在不停的下降，这就是残酷的现状。”
在这个背景之下，回顾过去的10年，中国的GDP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55万的经济体，外国经济学家惊呼：这是人类伟大的奇迹，是人类经济史上没有过的。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显示出不协调、不可持续性。这表明，中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夏斌在给出的第二个基本判断中强调，2014年中国经济的主体和趋势是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稳的意思是不要引发系统性的大面积的风险爆发。同时，制度改革是在动态当中的寻找平衡，对GDP的追求会有一个基本的底线。”
夏斌提醒中小企业：制造业的微观企业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尤其是那些与国民经济动态变化密切相关的关键行业和本身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比较高的这样的企业。如光伏产业、房地产产业;而有些企业不要过度关注宏观的趋势，过度解读宏观数据，必须踏踏实实做事，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即使企业身处夕阳行业、过剩产业，中国广大的市场仍会有空间。”
看待2014年的视角有三个。第一，要认真研究改革。改革意味着制度变化。要研究土地改革等多方面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尤其要研究减少行政审批，降低投资门槛以后，对服务经济、对新兴创业投资的影响是什么;第二，真正认识稳健货币政策的真实含义。他已建国以来的货币供应为例，指出从1949年建国到2012年12月31日，60多年来的货币供应量为97万亿。而1949年到2008年底货币供应是47万亿。因此，中国在面对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房地产泡沫三大风险压力的同时，中国不可能再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夏斌提醒说：“我们市场投资者不要报幻想，要想尽办法，盘货存量。”
“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底线是稳健，稳健意味着不能出大事，意味着有一些机构要被淘汰破产，这是市场原则。”
针对错综复杂的金融问题，夏斌提出，要确立财政中期改革预算理念。他用土地制度改革举例说：“土地减少，地方政府还要干这么多事情，钱从哪里来?目前地方政府预算收入中30%是卖地收入，高的可达50%，要确保地方融资平台，就必须从建立中期财政改革预算制度入手，对当期的积极财政政策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因此，改革创新、化解风险两手都要抓。”
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双顺差时代结束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将有望成为国策。
2014年值得关注的3个问题
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他的致辞中针对城镇化、双顺差、保障性住房角度做出精辟分析。
“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许善达指出，中国搞城镇化问题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思路，城镇化问题不是农民进城后要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投资问题，首要解决的是农民如何进城的问题。“农民进城后，相对农村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上一次厕所要一毛钱，所以，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城镇化的问题。”
“双顺差时代结束了。”关于货币量，双顺差因素将在今年发生改变。每年对外投资增长速度，2013年，很可能对外投资规模要到900多亿，包括上海自贸区注册的外国公司还是很少。但是到2014年，政府鼓励对外投资，输出产能，用货币的输出代替产能输出。目前，中国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有望整合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的机构，就有望在人民币走出去，外汇输出上，有重要推动。资本向下会发生逆差，变成单顺差。出口是顺差，投资是逆差。这样，人民币的发行量就会相对减少。这个形势变化值得关注。
“保障性住房政策将有望成为国策。”分析地产不能从全国的宏观角度分析地区地产市场。判断房地产总量重要，但是只看总量，会是困难的，投资时，一定是投到某一区域的项目，如果用全国性因素分析未来市场，会出现较大的误差。“应重视局部的、区域的分析。”值得关注的是保障性住房。有1800万户人均使用面积只有5、6平米，2000多万居民没有自来水，5000万户厨房厕所不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仍然生活在最低标准的住房里，所以，中央提出：“保障性住房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必须执行。”最新的动向是，上海开始施行“共有产权房”，解决既不能享受保障性住房，又买不起商品房的居民的需求。这个信号非常重要，表明上海政府不采取措施压低房价，帮助解决低收入人解决住房问题。北京从2013年开始，自主普通住房。北京政府不出钱，在小区规划中，要求开发商提供低于商品房房价30%的住房。北京将在2014年9万套规划住房中，拿出5万套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同时，放开对高档住房的限购政策。这一政策将有望成为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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