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量化宽松竞赛的大幕已经拉开。发达国家正借助债务货币化转嫁危机，在量化宽松政策的促动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调控压力骤增，各国之间利益的冲突将导致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变得更加艰难。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中国货币政策何去何从？
在经济复苏乏力、政府债务飙升、财政运转失灵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央行普遍重新走上债务货币化的道路，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欧洲央行、美联储、日本央行相继打开量化宽松的闸门。迟迟不能从欧债危机中走出的欧洲央行率先开始了冒险行动，欧洲央行开始效法美国救助金融危机的做法，改变几十年来欧洲央行不能在二级市场直接购买主权债券的“铁律”，宣布将启动“货币直接交易”，针对欧元区二级国债市场进行无限量冲销式的国债购买。
随后，美联储第三次开动了“伯南克印钞机”。除宣布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外，美联储还决定继续执行卖出短期国债、买入长期国债的“扭转操作”，并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至0.25%的超低区间时限至少延长至2015年年中。
量化宽松竞赛一旦拉开序幕，就会产生更大的示范和激励效应。在债务泥潭中苦苦挣扎的日本央行不甘示弱，推出了所谓“第8轮QE”，增加资产购买规模10万亿日元，使日本购买资产的总额达到了80万亿日元，并将资产购买计划延长至2013年底。
在量化宽松竞赛中最为激进的可能要属“上不封顶”的美联储QE3。美国经济已经患上了“QE依赖症”，只要美国债务依赖性体质不改变，靠债务货币化融资的现状就难以改变。量化宽松的本质是债务货币化。随着美国财政赤字连续三年超过万亿大关，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飙升至16万亿美元。因此，降低债务负担和比例是美联储除了稳定金融系统和刺激经济之外的重要职责之一，这也就注定了美联储依然会靠释放货币，稀释债务的方法来保证财政和债务的可持续性，量化宽松政策难言尽头。
2008年以来，美联储实施两轮量化宽松，联邦基准利率长期维持0~0.25%水平。2007年1月-2012年初，美联储资产负债从9000多亿美元扩张到2.9万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332%。QE1每月购买量为795亿美元，其中MBS为560亿美元；QE2每月净买入735亿美元，不考虑卖出额，每月买入总额为948亿美元；QE3目前为每月净买入400亿美元，叠加扭转操作的影响，每月买入850亿美元。按照这样的速度，美联储在2013年几乎将美国预算赤字的一半都货币化，资产负债表规模将由现在的2.8万亿飙升至4万亿美元，伯南克几乎打破之前货币政策的所有禁忌，
再度量化宽松意味着“弱势美元”政策延续，这将引发各国货币新一轮的竞争性贬值，加剧“汇率战”的风险，并导致世界经济恶性循环的出现。
2010年，为应对美国实施的货币宽松，巴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干预巴西雷亚尔走强。不只是巴西，到2010年9月，俄罗斯、韩国、南非、波兰等国都已经采取外汇干预措施。而今，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疲弱，各国均致力避免其货币较快升值，在受困的环境下继续支持出口增长。如果美元持续贬值，其他货币兑美元显著升值，将促使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市场上过度干预，则很可能再次引发全球“汇率战”，导致政策不稳定性、货币不稳定性和贸易冲突。
当前的局势也是考验中国货币当局智慧的时候。美日欧开闸放水，确实让中国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不紧缩，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的风险难以遏制；如果紧缩，可能会扼杀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随着上游价格上涨的传导，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可能会使企业经营受到双重挤压，这将使得以成本优势为基础的“中国制造”遭受重大打击。经济将在去库存的循环中完成去产能化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企业营业收入下降主导企业利润增速下降，而后是利润率下滑主导企业利润进一步下降，逼迫一部分产能退出市场，这将导致企业减杠杆和银行不良贷款剧增。而如果货币政策过松，则可能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加剧失衡的局面。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见招拆招”、“以静制动”。随着全球流动性继续宽松，以及外围市场环境的稳定好转，未来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将会有所改善，这有助于抵消和缓解货币渗漏下的政策紧缩效应，从而舒缓国内市场流动性。
因此，货币政策不宜进一步放松，应“以静制动”，引导中长期资金进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长期资金的领域，如城市化进程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中小企业融资等领域，关键是设法稳定这部分中长期优质资金，提高资金流动性以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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