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后产业的高速发展让国外吃惊，这让他们不适应，由此他们也要通过反倾销补贴制造壁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说。
“狼来了”带来的则是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发展壮大，势头超过当初的想象。张文魁认为，要引起注意的是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不过，中国企业的应对能力已经越来越娴熟。”
张文魁认为，调整经济结构与入世下一个十年关系密切。在制造业外迁的势头下，中国应保有忧患意识。在不放弃制造业的前提下，加大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产业发展成入世成绩考核指标
《中国经营报(博客,微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这是中国的巨大机会，一种认为将给中国经济和产业带来巨大冲击。当时“狼来了”的悲观看法比较盛行。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效看，你觉得中国入世这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受益最大的是哪些行业?
张文魁：中国企业入世十年来，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发展壮大势头超过我们当初的想象。十年前中国入世时，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大家普遍认为入世对中国是短痛，尤其对产业冲击比较大。而长期来看益处更多，但也只是个憧憬。
比如拿制造业和汽车产业来说，大家认为一定会冲击的非常厉害，如果开放，中国的企业一定倒掉。但现在来看，汽车产业一定是受益于WTO最大的行业之一。中国的本土汽车企业几乎是和加入WTO同步崛起的。
其次就是农业。十年前大家认为入世对农业冲击会很大，包括养殖种植和农产品加工。但现在来看中国的农业产业不但没有被打击，反而强大起来。比如农产品出口、苹果、柑橘等产业发展的都非常好。从受益的原因来讲，中国企业应对竞争压力的能力比学者、官员想象得要高。
最后是WTO带来的副产品，即中国产业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促进了对内开放。比如很多重要的产业对国内的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开放。原来很多民营企业就说，我们都能对外资企业提供国民待遇，为什么不能对民营企业开放?加入WTO后，给民营企业找到了很好的理由。
《中国经营报》：市场开放程度、获得市场认可通常是人们衡量中国入世成绩的几大指标。你的看法呢?
张文魁：考核指标很多。但既然十年前，包括外经贸部等各方担心最多的就是对产业的影响。那么现在来考核成就，产业是否发展一定是重要考量因素。再往下细分，比如产业规模，那时候一年产量产值多少。比如那时候汽车产量在100万到200万辆，现在则接近2000万辆。产业规模已经有了9倍到10倍增长。
其次看产业国际竞争力，比如出口数字的变化。那时候国内汽车出口10万辆以内，现在出口已经达到70～80万辆，比那时候至少增长10倍。
政府隐形补贴授人以柄
《中国经营报》：2011年10月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程序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拟对造成汇率失衡国家的输美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矛头直指中国。当即有人提出，虽然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是否可持续仍有不确定性。你怎么看?
张文魁：我跟其他人观点不同，我认为是可持续的，而且还会持续两位数增长。根据过去十年的观察，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是越竞争越强。未来两位数增长完全可以实现。以后中国的出口量会适度增长，出口附加值在提高，价格也会提高。在2009年中国出口曾经下滑很快，但全球贸易份额却在提高。我们下滑快，别人更快。
但是我也想对中国政府提出几点意见。中国企业产业的竞争力不仅超过中国人的预料，同时也大大超过外国人的预料。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面临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而在中国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欧洲市场、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在中国出口的产品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剧烈。中国政府应该有思想准备。这也逼着我们政府行为要越来越规范，尤其是很多地方政府目前对某些领域有隐性补贴，这就会被国外抓住把柄，阻挠你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经营报》：经济危机以来，世界贸易主义似有抬头之势，你如何看待类似的贸易纠纷或者说贸易争议问题?
张文魁：加入WTO之后，对中国产业的好处就是关税壁垒减低，但是同时也要承受一些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快速上升的压力。这是两个方面的，因为你的关税降低了，就理应承担起WTO规定的反补贴倾销义务，中国的绝大部分产业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后产业的高速发展让国外吃惊，这给他们带来不适应，由此他们也要通过反倾销补贴制造壁垒。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新的国际竞争环境的考验，五金、打火机、家具这几年都经历了反倾销补贴的调查，中国企业的应对能力已经越来越娴熟。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要更多地学会怎么应对事情。未来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企业应该习以为常，应该有相应的手段机制和专门的律师队伍来做这个事情。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调整
《中国经营报》： 你认为中国应如何处理其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与入世下一个10年的关系呢?
张文魁：当前，中国面临着急迫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面临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外部市场同时又出现萎缩。以后几年中国将有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向别的国家转移。比如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印度、巴基斯坦等。这个过程有明显的趋势。特别是纺织行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就像当年纺织、玩具、服装从日本、中国台湾及香港向大陆转移一样。这是正常的，对中国也有好处。现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上升这么快，转移不一定是坏事，还能帮助别的国家发展，享受全球化的利益。
这几年如耐克等国际企业出现了外迁的举动，在越南的产量已经超过中国。不仅它们，中国的本土企业也会外迁。我们要有正常的态度对待，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但我们的产业不能空心化，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加强。这些与中国入世第二个十年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经营报》：我们谈企业转型，很多人都直接将它和产业升级等同。从近来很多温州、浙江的企业遇到的危机来看，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新兴产业规划指导，但是受益者寥寥无几。
张文魁：对于面临困境的中小企业来说，未来的路肯定是三转一退，第一是转移，第二是转业，第三是转型。转移就是地域上的转移，从过去沿海地区成本高的地区，往内地成本低的地区去转移，甚至往国外去转移。转业是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因为制造业现在很拥挤，但是服务业在中国有很大的空缺，第三是转型，这个转型不是做研发和自主品牌，而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制造的精度，使产品变得更牢靠和更耐用。
但肯定会有一批中小企业实现不了“三转”，那就要“一退”，主动退出市场，这个其实很重要，倒闭是一种被动，退出是主动的。看到中小企业退出潮你不要大惊小怪，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政府这时候要帮扶，帮它们顺利的转移、转业、转型，顺利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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