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杰：中国对外开放模式亟须转变

国际账户分析表明，中国对外开放存在较为严重的效益低下问题，对外开放模式亟需转变，以完成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由储蓄者和存款者向投资者和银行家的角色转变。

一、现有对外开放模式存在效益低下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形成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的开放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腾飞做出重大贡献。从国际经验看，对走外向型经济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模式是开放初期的必然选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国际经济格局处于嬗变之中，对外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现有开放模式的收益呈现递减的趋势，效益低下的质量问题突显出来。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构成一国的国际账户，它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全貌，是对外开放的结果，能相对准确地用于分析一国对外经济效益的整体状况。

对外开放效益低下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对外净债权收益率低。2009年底，中国对外净债权已达1.82万亿美元，是世界上第二大债权国。目前官方只公布了2004-2009年国际投资头寸表，至于中国何时成为债权国还需推算。国际投资头寸状况及其变动取决于国际收支，是历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差额累积的结果[1]。计算国际投资头寸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累加法，即将历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差额加总而成；另一种是逆推法，根据已公布的国际投资头寸数据，用当期头寸减去上一期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差额得出上一期头寸。两种方法计算结果（见图1）差异不大，累加法显示中国在1994年由债务国转为债权国，逆推法显示的是199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公布始于1985年，累加法忽略了此前累积的债务，因此逆推法相对准确些，即中国大体上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成为净债权国。

然而，中国在转为债权国之后，国际收支中投资收益项目依然处于逆差，直到2005年。2004年，中国有2764亿美元的对外净债权，但当年的投资收益为逆差42亿美元，这相当于一个净资产为正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使用逆推法下的国际投资头寸计算2000-2009年对外净债权的收益率（见图2），结果显示：即使2005年以后投资收益项目保持顺差，但净债权的美元收益率仅在1.68%-2.24%区间。净债权收益率由负转正，主要得益于净债权快速增长，而不是效益的改善。如果考虑到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20%，中国对外净债权的人民币收益率仍然为负。

与对外净债权收益率低下并存的是，中国对外资产收益和对外负债成本严重倒挂，对外负债成本高于对外资产收益率（见图3）。在2004-2009年间，前者比后者分别高出1.49%、0.34%、0.56%、1.31%、1.13%和0.99%。这相当于以贷款利率把钱从银行借出来，然后再以存款利率把钱存到银行，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资本处于短缺状态，迫不得已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中国经济实现起飞之后，很难想象有什么理由再继续这么做。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由于统计原因，外资在中国的收益率即中国对外负债成本被严重低估。2007和2008年以美元计的对外负债成本即外资在中国的收益率仅为4.46%和3.92%，而这两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均在6.8%以上。假设外资在中国的投资以人民币衡量不盈不亏，这两年以美元计的收益率也会超过6.8%。这表明中国对外净债权的收益率可能比上面计算的更低，也揭示了外资通过各种方式隐瞒或转移利润，人为地缩小在中国的投资收益，从而使其对中国税收的贡献几乎为零。

同样是由于统计原因，中国的净债权规模被放大，中国国际债权国地位并不稳固。把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加总，与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差异不大[1]（见图4），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统计采取历史成本法。历史成本法忽略了投资的增值部分，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因此绝大多数国家对此采用市场价值法。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在过去30多年里平均增值2倍，也就是说每1元的投资现在平均价值3元，那么外商直接投资这项负债在2009年就不是9974亿美元，而是其3倍，多出近2万亿美元，比1.82万亿净债权还大。换句话说，过去30多年积累的经常项目顺差统统用来补贴外商直接投资还不够，对外净债权仅仅存在于账面。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一些开放型经济体像爱尔兰对外债权债务状况迅速恶化，其对外净债务头寸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5%迅速飙升至2009年的67%，就深刻地说明这种风险的严重性。

二、现有对外开放模式效益低下的根源

从国际账户看，导致对外开放效益低下的直接原因是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扭曲。图5显示，2009年中国证券投资、其他投资项下资产与负债的绝对规模大体相当，结构扭曲主要表现为直接投资不平衡和储备资产过大。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为9974亿美元，占对外负债的60.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296亿美元，仅占对外资产的6.6%。在3.46万亿美元的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占70.8%，其中25.7%的外汇储备来源于负债，而且主要对应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一边是收益偏低的储备资产，一边是高成本的直接投资负债，效益低下在所难免。

关于外汇储备的讨论已经很多，也有一些争论和分歧。受外汇储备的特性和资产配置所限，尽管各国都采取积极管理方法，但仍然不能根本上改变储备收益偏低的状况。大多数研究从金融层面关注储备的收益率[1]，这远远不够，实际购买力更能反映其保值增值情况，尤其对作为原油、铁矿石、铜矿等大宗商品主要进口国的中国更是如此。这里构造一种简单的投资策略以考察外汇储备的购买力：假设从2000年1月起实行实物化投资，选择黄金、铜、路透CRB商品指数和原油作为代表性实物资产，将每月新增储备按照当月现货价格转换成实物资产并持有，通过累积得到某一时点上储备的应有购买力，再与同一时点外汇储备存量可以转换成的实物量即其实际购买力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见图6），中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缩水极为严重 [2]。在截至2010年底的11年大多数时间里，外汇储备购买力一直处于缩水状况，以四种代表性商品或商品篮子衡量的缩水程度均超过25%，其中黄金和铜衡量的购买力缩水超过一半。在危机爆发初期，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国外汇储备购买力缩水情况略有缓解，但近一年多时间里，由于主要发达国家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巨额流动性不断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储备购买力缩水状况进一步加剧。

现有对外开放效益低下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对外开放方式和路径的选择，使中国处于国际经济分工低端，扮演的是储蓄者和存款者的角色。在国际生产分工中，中国形成“本国劳动力+本国资源+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需求”模式，产生大量贸易顺差；在国际金融分工中，将贸易顺差用于购买国外金融资产，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这等于把国内实际资源转化为外国金融资产，从而加大资产保值增值难度，造成国民财富流失。由于数据缺乏，很难估算中国国民财富流失情况，但美国的情况可以间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07年和2009年，美国对外债务消失分别高达9141亿和9721亿美元。美国债务消失的另一面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债权和财富消失。

三、中国转变对外开放模式的建议

在从经济大国向强国乃至富国转变的过程中，必须提高对外开放质量，解开效益低下这个结。解决问题的方向，不是停滞不前，更不是往回退，而是深化对外开放，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更深层次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对外开放的重大转型，从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角色由储蓄者和存款者转为投资者和银行家，是对外开放工作的中长期目标和任务。

1．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对外开放转型的重要性。国际收支失衡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尽管根源在于国内经济失衡和结构性因素，但现有开放模式反过来也在不断强化现存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外开放模式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难以根本性改变。实现对外开放转型，可以促进甚至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外开放的转型难以自然演进，需要各级政府勉力推进，打破现有模式的惯性发展。

2．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对外投资步伐。要建立新的激励和绩效考核机制，消除地方政府因就业、增长而对“走出去”战略的疑虑；放松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约束。数据表明在欧美的直接投资收益长期偏低，因此对外投资不能只盯着发达国家，应鼓励企业投资于具备发展潜力和战略价值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分享其发展机会，这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3．实施金融强国战略，提升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对外金融投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占较大比例，金融机构的能力是决定其绩效的关键。就国际竞争力和在国际金融市场运作能力而言，中国的金融业还很弱，2007年以来QDII产品全面亏损就是一个例证，这决定了中国只能是资金净输出国。要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做自己的国际银行家，必须加快金融业国际化，大力引进国际成熟人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

4．优化外贸结构，重视贸易的福利效应。在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高新技术进口，在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扩大外贸规模和提升外贸层次的同时，适当降低顺差的增长速度乃至绝对规模。消除不合理的贸易政策扭曲，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更好地发挥贸易提高经济福利而不是单纯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5．控制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实现储备的保值增值。要采取切实措施控制外汇储备规模，以3年后中央银行不再持续大规模净买入外汇为目标，使外汇储备增长主要来自储备投资收益。为遏制购买力缩水，在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中引入购买力监测和考核指标体系。

6．协调对外开放政策，防止国民财富漏损。对外开放已进入深水区，尤其要注重风险，各种政策需要协调配合。就目前扩大进口、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三项政策而言，在人民币汇率调整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扩大进口会增加成本，推进货币国际化等于拿升值的人民币资产置换其他货币资产，有可能出现较大的福利损失。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孙小娟、庄建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