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确一点认识，即在开放资本账户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可兑换。对中国而言，较为现实的选择应是实现资本项目的基本可兑换。
一、 近十年国际资本流动状况概述
回顾过去十年的情况，许多经济表现与我们最初的理念是相冲突的。第一，过去十年，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问题均呈现出双顺差的特点，有关我国双顺差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我们认为只有基于全球视角这样的讨论才具备一定的价值。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过去十年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经常账户的顺差，这主要得益于1997年亚洲危机以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紧缩政策，这些政策使得国际收支结构性发生了逆转。
第二，依据历史经验，资本的流动是不稳定的，而且资本的流动往往会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在过去的十年里，2007年值得一提，次货危机爆发后，全球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长量为1.2 万亿，与此同时，美国的收支逆差为7330 亿，然而当时其对外净债务并没有增加，具体而言，理论上我们估计美国的债务将会增加7 千亿，然而事实上却是减少了1200 亿，在这8400 亿美元债务消失的过程中，资本流动的作用不容忽视。这场危机以及种种关于后危机时代金融问题的讨论告诉我们：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危机发生的方式是可以控制的。
第三，危机过后，近两年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在经历了一段时期快速急剧地减少之后紧接着便出现了快速急剧地回升，特别是2009年3月以后，资本由流出发展中国家出乎意料地又转为流入，由此引发了很多问题。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开始升值，资产价格逐渐上涨，通货膨胀压力的日益显现。就资本流入结构而言，2008 年至今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中，FDI 一直保持着平稳地增长，但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为净流出，这说明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大量的外汇储备是以持有发达国家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的，而发达国家则通过资本流动，又用其金融资产置换取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实物资产，如果这一状态持续不变，随着滞胀以及全球资产价格上涨的趋势日益明显，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将进一步流失，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将会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因此实施资本管理有其必要性。
二、 近十年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状况概述
2010 年一季度，国家外汇管理局首次公布了我国季度性国际收支平衡简表，简表中反映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变化：2006年至2009年，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是经常账户，但是依据今年一季度的数据，资本账户的顺差已经超过了经常账户的顺差再次成为了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由此看来，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似乎又回到了2006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的情况，即资本流入成为了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
我国的短期资本流动状况也是人们比较关心的话题，简单分析如下。首先，我国一季度175亿的FDI顺差并不能代表短期资本的流入，相较而言，投资收益更适合作为反映热钱流动的指标。收益项下今年一季度的顺差为213 亿美元，而2008 年上半年收益的顺差是388亿，2009年全年则为433亿，因此与2008年、2009 年相比，目前我国的短期资本流入，即所谓的热钱流入，已经超过了2008 年上半年的高峰值，从这个指标可以看出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才刚开始，更多的短期资本是通过合法的渠道流入，投资收益的顺差是由很多外国投资利润没有汇出所造成的。其次，除了上述指标以外，我们还构建了一个用于描述短期资本流动口径的指标，它主要反映了短期资本流向规模的变化，观察这个指标我们发现，2009 年9 月短期资本流入已经
达到了危机前的水平，今年一季度这种趋势进一步强化。
三、 国际收支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过去十年，国际收支结构特别是资本流动情况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一是货币发行的外生化、储备化。我国的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之比已从2001 年的0.47 上升至了2009 年的1.22，在无形之中中国已成为了美元化甚至是超美元化国家，其货币政策尽管短期有效，但实际上缺乏自主性。二是经济过度货币化、金融化，我国的M2 和GDP 之比从2001 年的不足1.4 上升至2009 年的1.8，这说明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货币的作用确实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同时观察外汇占款/M2 和外汇占款/M1 可以发现这两个相关指标也在急剧上升，外汇占款/M2 已经达到0.3，后者在2008 年也达到了0.9，说明M1 与外汇占款已基本相当，这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隐患之一。
四、 对资本流动作用的最新理解
通过对亚洲危机、次债危机的深入分析，我们逐步认识到先前的一些理念和观念确有偏误，比如资本流动在这两次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亚洲危机中，出现问题的不是投机资本，而是经济体制本身。本轮危机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中，人们指责的对象转而变为了投机资本，大家认为其对于希腊债务问题的过度炒作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投机行为，因此需要被约束，近来国际社会对于“加强资本流动管理”的呼声也愈加高涨。论及如何实施有效的国际资本管理，以下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对资本流动性进行管理是国际社会必须达成的共识。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可知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和市场博弈的过程中正越来越趋于下风，而纵观本轮危机的始末，我们发现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无法只身与市场抗衡。
第二，对资本流动性实施管理，应重新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中的第六条款，即各个成员国可自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可将资本流动管理纳入国家政策的范畴。
第三，全球范围内需要建立一套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管理的基本准则，监管无需面面俱到，但必须有一个最低的实施标准。具体实施方法可以按我在2001 年提出的“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基本原则”进行：1.设定逐步自由化原则；2.根据交易的性质设置承诺的弹性；3.取消行政性、数量性限制；4.实施价格型的管制措施；5.分档次优化，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设置不同的要求；6.设定例外条款；7.设定免责条款，在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的时候，可重新恢复管制。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应当从发展中国家甚至世界的角度出发，对资本流动管理提出自己的主张，我国需要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但暂无施加新管制的必要，还应当进一步规范现有的管理政策并严格地加以执行。
（来源 丁志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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