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新区反超浦东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表明：2009年底，滨海新区GDP总量3800亿元，浦东为4000亿元，浦东领先200亿；2010年上半年，滨海新区GDP实现 2231.28亿，浦东新区2226.63亿元；三季度末，滨海GDP实现3550亿元，浦东3300亿元，滨海反超浦东200亿以上。

  至此，滨海新区与浦东一起，成为拉动中国沿海经济的另一大引擎。

  但是，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的出身完全不同，它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个杰出案例。浦东开发是中央政府在1990年宣布并启动的国家战略，而滨海新区则完全是天津“自费闹革命”，自我命名，自主建设，自我发展，在中央的历次区域政策调整中一直被忽略，被遗忘。

  1994年3月，天津市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培育中国北方最有增长力的经济重心。这个新区聚集了中国对外开放所实验的各类区域，包括开发区、保税区、天津港三个功能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个行政区，以及海河下游工业区，面积2270平方公里，拥有海岸线153公里。

  滨海新区沿用了中国开发区在借鉴蛇口模式后走的另一条道路??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特别授权，组成工委与管委会，代表市政府行使权力。

  天津当局一直希望滨海新区成为中国北方高度开放的标志性区域，形成与上海浦东新区南北呼应的格局。滨海新区虽然缺乏自上而下的法统资源，却握有一张任何城市都不具备的王牌??广阔的土地资源，尤其是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是荒地、盐碱地、不毛之地。

  但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天津的宏图大志曾被许多外人视为轻佻的游戏。

  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为地方政府提供机会，而地方政府的响应能力决定着区域发展的水平。但在很多年中，天津一直在等待着中央政府的响应、追认，希望中央政府尽快为滨海新区“正名”，使其成为一个国家级特区，并纳入国家区域总体发展规划。

  他们认为，应该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订相关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滨海新区体制的合法性，以争取法律上的生存地位以及未来的发言权。

  连续很多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天津的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都会分别向大会提出议案与提案，建议国务院批准天津市滨海新区的整体发展规划，授权天津市政府组织实施。此举用意很明显，一旦滨海新区发展规划得到批准并纳入到全国区域发展总体规划，也就等于承认了滨海新区作为一个国家特殊经济区的存在。

  天津的努力无处不在。比如，当“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有关政策出台时，天津方面认为，天津也是老工业基地，滨海新区经济结构更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增值税、所得税比重很高，新区留用比例较低。他们请求国务院以滨海新区2002年上届中央财政的税收为基数，新增部分留在新区，授权天津市政府统筹使用。

  滨海新区的有关人士说：我们是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是从最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我们一直是避着风头走，你过去了我上一步，这才是我们发展起来的诀窍。但是对于未来，他们反复强调，滨海新区的发展一定要获得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国家的招牌是一笔含金量很高的无形资产，如果没有国家的认可与定位，滨海新区大概要比浦东和深圳多付出几倍的努力。

  有时候，他们也很激烈地发问：说到底，滨海新区只是在要一个发展权；它发展起来了，只是要一个认可；承认它，有什么风险吗？

  2006年4月2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2008年3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这一方案。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改革、开发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滨海新区长期沿用的开发区“准政府”管理体制，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2009年底、2010年初，滨海新区内敛到体制当中，成为一级政府地位。

  应该说，“准政府”体制有其不可替代的先进性与合理性，即便是浦东新区，如果没有8年的“准政府”过渡??只设10个部门，编制800人??也很难更加专注地改革与发展。但是“准政府”回归到“真政府”当中去，早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开发区的扩张，基本上都是放弃自身的管理体制，向传统体制复归。比如青岛参照浦东模式，早在1993年就将开发区与黄岛区合并，建立黄岛新经济区，开发区与黄岛区的党政机构合署办公，一套人马挂两块牌子。

  滨海新区与浦东出身虽然不同，但终究殊途同归，令人感慨。

                        (来源  锦绣杂志博客  原文章未注作者)